简报【暑期研究坊第四期 | 15】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的新思路

8月8-19日，《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研究坊于高研院召开。这是一个“集体跨领域读书”式工作坊，召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老师在开幕日介绍了工作坊的组织意图。她表示，目前的学术活动多围绕研究议题来组织，学者们也以研究对象形成交流圈，但这不是“乐群”的唯一方式。年鉴学派几代学者处理的时段、地域和具体对象五花八门，这些人在今天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但事实上他们始终互动密切，不仅维系而且发展了年鉴。这说明以研究方法为中心的碰撞也很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是靠研究方法而非对象维系的。因此这次工作坊虽然仍然给出了一个传统的时段限定，但选取来阅读、讨论的对象是话题最为多元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成果，希望阅读和讨论能带来对目前研究模式的新思考。

研究坊第一场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邓玮光老师领读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邓老师以爱因斯坦的名言为切入口，指出伯克赞同“在持不同理论的文化史研究者眼中，研究对象也不同”的观点。这意味着只存在特定研究理论下的某种文化史，而不存在一个贯通前后的不变的文化史，而这让文化史定义本身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伯克不得不转换论述对象：“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这里也许有一个办法，亦即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从而将本书从定义概念，变成了梳理文化史研究方法发展脉络。

邓玮光认为，根据伯克梳理的脉络，可以将文化史理解成一门先从现象中抽象出符号、再围绕符号进行阐释的学科，其关键就在于所建构符号的普遍性与适用性。而要建构这样的符号，可能需要对某类现象进行长期（至少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跟踪研究。而也正因为对符号的关注，造成了文化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也导致了对文化史研究的一系列指责。

在讨论环节，于溯表示以文化为符号，意味着文化史是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意味着研究将以文化现象为切口进入，但目的地并不落在现象。这与“文化现象资料汇编+基于汇编基础上的对该文化现象的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后一种操作方式可能我们更熟悉，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张今提出了一个将文化史与目前中古史研究关联的例子。他认为，传统中古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已经为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模型提供了丰富实例和成熟的材料应对经验，例如对九品中正制度、贵族制社会等议题的探讨，归根结底就是要回答体制选拔人才究竟是“选能力”还是“选出身”。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能力与出身并不矛盾且彼此关联，因为他将阿尔都塞狭义的资本概念进一步泛化，把资本拆分为四种形式：经济的（金钱与资产）、文化的（知识、审美、品味、语言）、社会的（人脉、家庭、宗教）、符号的（代表所有其他资产形式的事物，可以在其他场域中进行“交易”，比如文凭）。后三种资本的形成和差异化往往取决于经济资本的水平。张今还将目光从中古史的具体问题转移到对学术史的反思中，指出以往的考古学史写作往往成为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成果的评述，而忽视了对构成队伍大多数的民工、技工和一般学者的选拔动因。此外，一般学者向更高阶项目负责人的跃升机制也往往被遮蔽在纯粹的学术讨论背后，而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认识中国考古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研究坊第二场由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领读阿部谨也《花衣魔笛手》。领读以《阿部谨也自传》切入，回顾了阿部氏的职业生涯及其饱受战争、病痛与亲人离别的童年经历。陆帅指出，阿部谨也对于欧洲中世纪战争、宗教、迁徙、疫疾、饥饿、火灾、家庭离散、痛苦无助的寡妇与幼童等历史面相的关注，正源于其幼年时期的生命体验。随后，陆帅以“花衣魔笛手的史料与猜测”、“传说的史实原点？”、“移民活动与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其他研究结论”、“传说的变容”五个专题，对本书的结构、内容、核心观点及写作思路进行介绍与分析。陆帅总结认为，本书在方法层面的主要特征，是将传说性的文本引入史学研究中，并在此过程中综合利用了手抄本、壁画、雕塑、碑刻等实物资料。这些方法，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已习以为常，似乎不足为奇。然而，如果立足于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世界史学演进的维度，考虑到本书初版时期的主流史学状况，应当对本书在史学方法论与范式引介层面的先驱性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陆帅还指出，即便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极其多元化的今天，作者在本书末尾对于传说性文本如何引入史学的反思依然值得重视：

正如上图引文所提示的那样，面对传说性质的文本，史学研究者往往会充分利用各种所谓的“专业”手段，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来“证明”早已预设好的结论，但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赞许。如果跳出既有知识框架，以无知者的态度感受传说本身的情绪与精神内涵，或许能够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在讨论阶段，邓玮光提示大家，《花衣魔笛手》展示的是一个人群迁出地的人口移动传说，而中国的类似传说往往是出现在人群迁入地，两者的不同可能造成传说构成上的某些区别，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区别对我们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研究坊第三场由南京大学于溯老师领读雅克·勒高夫的《历史与记忆》。于溯介绍了勒高夫对记忆的历史做出的分期，并指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观点。比如，记忆是无意识、是更真实的历史，是“元历史”吗？口头记忆的社会和书面记忆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在哪里？以及，当印刷时代来临，书面记忆如何改变了社会记忆的格局？如果书写操控了集体记忆，那残存的口头记忆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反操控机制？

在讨论环节，于溯提出了文学对于记忆史研究的重要性。她引述斯皮格尔的定义“记忆史，是将记忆定位为另一套可供选择的历史编纂话语的趋势。”指出如果暂且承认历史/记忆对立这个简单模型，那么寻找过去就不能扎进历史记载，而要选择新的承载记忆的对象。接着，于溯举了两个她处理过的案例以供讨论。首先是“开元盛世”的记忆。开元为什么打败了天宝？中国人共享的“开元盛世”记忆，是来自对唐王朝各个时间段的各方面能力全面评估的结果，还是更多地来自于“忆昔开元全盛日”这样的个体记忆以及这个记忆在后世文学中的不断复述与强化的结果？个体记忆中的“好时代”，究竟是时代的好，还是时代好和个体好的重叠？于溯认为，杜甫的回忆、庾信晚年对梁武帝时代的美好回忆，这些通过文学表述的回忆一方面将历史场景可视化了，一方面也是一种“记忆中的自我呈现”。不仅文学家如此，史学家也会“依稀廿载忆光宣”，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史家有没有机会将带有自我呈现味道的记忆写进“正史”？《宋书》说元嘉“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南齐书》说永明“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亲历者回忆中的“好时代？”于溯提出的第二个案例是怀古诗，她认为，纪念碑宣示的含义是与时变迁的，在它建成时，以及此后的每一个重大时间点，人们走到纪念碑下，所忆都不相同。对中古史来说，虽然不乏具有纪念碑性的事物，但其触发的回忆却难以捕捉，而怀古诗正使历史成为多义的纪念碑，是一个绝佳研究切口。

研究坊的第四场由湖州师范学院张兢兢老师领读希安·琼斯的《族属的考古》。他首先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20世纪上半叶以来用考古学遗存分辨出来的“文化”与过去的族群相对应，在考古学探索中和在现代族群和国家对各种诉求合法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张老师讲述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希安·琼斯为考古学的族属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以考虑族群身份认同的动态和因势而变的性质，认为它根植于持续的日常实践与历史经验之中，但也易被改造和截断。最后张老师结合中国中古民族史谈了对本书的一些思考：这本书为中国民族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卓见，对“分类—溯源”的传统民族史范式形成了冲击，如何思考中古史籍中的“族类”，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讨论环节，张兢兢老师作了《从“客观实体”到“观念书写”：中古南方民族史研究的反思》报告。他认为中古南方的族类既非客观的政治、文化特征所能界定，亦非主观认同形成的单一族群，而是存乎于作为“他者”的华夏的主观意识之中。张老师以“獠”为例，指出“獠”边界变迁的反复无常来自于华夏统治进程造成的主观认知变化，随着獠人的华夏化，外部歧视性族称的“獠”变为内部地域歧视性称谓，而这一过程也可为研究同时期其他族类概念的演变提供参照。

研究坊的第五场由中国社科院张今老师领读罗伯特·达恩顿的《拉莫莱特之吻》。张今指出，此书可视作达恩顿对自家方法论的提炼与展示。由此出发去阅读他的个案研究，可以更轻松地捕捉其惯用的史料群和处理方法。达恩顿明确指出了阅读史的研究目的，即了解过去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书籍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选择的时间起点是印刷书在西方的诞生，这也是费弗尔在《印刷书的诞生》中所讨论的重要事件。达恩顿、雷文等学者之所以将《印刷书的诞生》视作“新的书籍史研究”开端，就是因为此书首次综合考察了书籍的原料、制版、印刷、外观、销售等各个环节，以及穿插其间的各色职业人等。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书籍的考察仅限于文本研读和目录分析。在此基础上，达恩顿绘制出书籍的交流循环图示，形象表示出自己的理解：“图书史的研究不仅要探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解对国内学者影响很深。想要进入交流循环中的每个环节展开考察，是否存在适量的一手材料可供使用至为关键。地处瑞法边境的纳沙泰尔出版社因保存了大量18世纪图书档案而伴随达恩顿的研究蜚声学界。达恩顿浸淫这批材料超过半个世纪，不仅复原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图书世界，还据此勾陈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屠猫狂欢，而在本书中，他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推销员法瓦尔热走到前台，用他1778年写下的环法记录还原出若干历史景象，比如与书商们讨价还价时的博弈心态，以及同一种书在法国不同地区的冷热遭遇。在阅读史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作者同时提醒到，“由于缺乏证据，我无法指明读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所阅读的东西；但是我认为重现他们的消费方式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消费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因此，达恩顿对于读者的阐发显然较其他环节更为保守，本书中他也使用“初探”为题，并且表示“要想了解阅读的历史，先得找到有关读者的档案”。金茨堡《奶酪与蛆虫》的成功写作，显然得益于审判记录的独特价值，而这正弥补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不足。

张今认为，面对中古史史料现状，研究者的选择自然要迥异于西方阅读史研究。能利用的材料大量囤聚在读者环节，除了读者们留下大量文学作品、经史注疏外，其藏书情况、家世师承等也可在史料中觅得几条，但图书生产及销售几乎是不可能阐明的事情，利用出土敦煌卷子有限度地讨论书籍抄写及其形制似乎是力所能及的极限。如果目光向下，秦汉简牍中偶尔出现的字书文献可以被视为刀笔吏们的阅读材料，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上的《急就篇》残字也能暗示匠人集团的知识来源，至于里耶8-461木牍（或称“秦更名方”）的特殊形制和用字规定，则对于揭示秦迁陵县文书官吏的集体学习行为有所帮助。不过，这些材料过于零散，要想在对宋代以前的历史考察中企及达恩顿理想的阅读史研究境界，还需要研究者共同用力，开拓思路。

在讨论环节，邓玮光提出一个疑问：中国魏晋南北朝时的图书外借，借出者出借书的目的与心态是什么，他又如何保证借书人能按时完好归还图书？在借出者与借书人之间是否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降低了借书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他提示大家，以此有可能打开一个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于溯在工作坊的结束日做了总结，她表示，精读共读不仅使大家从不同话题的著作中获得启发，也使大家对援用理论进行研究时常见的“拿词主义”和“截搭体”产生了警惕。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我们的材料也决定了我们的理论。如果能在我们的材料中摸索出理论，那将是最适配我们的理论。

文字：唐寓之

摄影：吕   玮

编辑：陈彧婷